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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ღღ◈，韩国政商合作ღღ◈，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取得飞速发展ღღ◈，连续三十年保持10%以上的年平均增长率ღღ◈，韩国经济因此被称为“汉江奇迹”ღღ◈。但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ღღ◈，韩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ღღ◈。为此韩国政府锐意改革ღღ◈，放弃了曾引以为豪却隐患重重的经济发展模式ღღ◈，进入市场化和民主化转型ღღ◈，实现华丽转身ღღ◈。作者细读《金融危机和企业集团的转型》和《创新的韩国》两书ღღ◈，勾勒韩国经济起伏变化的过程ღღ◈，从中看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蜕变对一个国家发展的必然性和重要意义ღღ◈。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张锡金（Chang Sea-Jin）的《金融危机和韩国企业集团的转型》（以下简称《危机》）和世界银行的《创新的韩国》（以下简称《创新》）ღღ◈，出版前后相距二十年ღღ◈，却共同勾勒出韩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完整周期ღღ◈。前者记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韩国经济起飞即所谓“汉江奇迹”ღღ◈，深入分析朴正熙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ღღ◈，特别是产业政策ღღ◈、那一时期的政商关系ღღ◈、韩国企业集团的组织和治理结构ღღ◈，探讨这一发展模式和一九九七年金融危机之间的逻辑关系ღღ◈。后者着重介绍金融危机期韩国进行的宏观和微观层面上的改革ღღ◈，如何将增长动力从投资转向创新ღღ◈，不仅挽救了濒临破产的国家ღღ◈，而且跨越看似发展中国家宿命的“中等收入陷阱”ღღ◈，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ღღ◈。

　　左图为《金融危机和韩国企业集团的转型》（来源ღღ◈：ღღ◈，右图为《创新的韩国》（来源ღღ◈：worldbank.org）

　　韩国的工业化道路与英国截然不同ღღ◈，一九六一年发动政变上台的朴正熙政府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ღღ◈，其中原因不难理解ღღ◈，彼时的重工业正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力产业ღღ◈，“弯道超车”要从“朝阳产业”做起ღღ◈。此外ღღ◈，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ღღ◈，国防也要求尽快建立重工业的生产能力ღღ◈。朴正熙军人政权于一九七二年颁布第三个经济发展五年计划（一九七二至一九七六）ღღ◈，将钢铁ღღ◈、石油化学ღღ◈、有色金属ღღ◈、机械ღღ◈、造船和电子定为战略行业ღღ◈，以低息贷款ღღ◈、减免税负艳修少爷ღღ◈、出口信贷ღღ◈、承担企业亏损等各种政策ღღ◈，鼓励民间企业进入ღღ◈。政府声称出于规模经济效益的考虑ღღ◈，只向少数大公司发放行业经营许可证ღღ◈，受益的当然只有现代ღღ◈、三星ღღ◈、LGღღ◈、大宇ღღ◈、SK五巨头为首的少数财阀型企业集团艳修少爷ღღ◈。已被收归国有的商业银行放弃了对债务人信用的独立审查ღღ◈，根据经济规划委员会制订的计划ღღ◈，向重点行业和企业发放信贷ღღ◈。隶属于财政部的韩国中央银行受命将利率保持在不到市场利率一半的低位上ღღ◈，同时为重点行业提供政策性贷款ღღ◈。七十年代受石油危机的冲击ღღ◈，财阀企业的经营发生困难ღღ◈，政府出面救援濒临破产的企业ღღ◈，核销债务ღღ◈，安排银行低息资金纾困ღღ◈，制造了经典的“大而不能倒”的道德风险ღღ◈，而道德风险从未缺席过任何一场金融危机ღღ◈。政府还竖起战略性行业的关税壁垒ღღ◈，限制外国资本进入国内市场艳修少爷ღღ◈，抑制海外进口的竞争ღღ◈，维护财阀的垄断地位ღღ◈。

　　朴正熙政府颁布的第三个经济发展五年计划（1972—1976）（来源ღღ◈：韩国国家档案馆ღღ◈，archives.go.kr）

　　韩国产业政策涵盖的范围和政策保障力度在战后的世界经济史上仅次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计划ღღ◈，是发展型政府的经典之作ღღ◈，与之相比ღღ◈，今天发达世界谈论的产业政策简直就是小儿科ღღ◈。

　　精心呵护下的财阀集团没有辜负政府的期望ღღ◈，大举进军官方圈定的战略或支柱产业ღღ◈。现代集团旗下的公司涉足多个彼此不相关的行业ღღ◈，包括建筑ღღ◈、汽车ღღ◈、造船ღღ◈、重型设备ღღ◈、零售和金融服务ღღ◈。韩国财阀集团的多元化经营与美国ღღ◈、欧洲公司的专业化形成强烈的反差ღღ◈，财阀之所以如此ღღ◈，跟着政府的指挥棒走ღღ◈，享受政策优惠是一个重要诱因ღღ◈。尽管多元化经营有经济上的合理性ღღ◈，例如协同效应ღღ◈，集团内各个企业共享某些资源ღღ◈，例如集团的品牌商誉ღღ◈、研发成果ღღ◈、销售和融资渠道ღღ◈。再如降低风险ღღ◈，横跨周期不同的行业ღღ◈，有助于减少集团的收入波动ღღ◈，倘若汽车的销售下滑ღღ◈，造船业或电子业可能正处于上升周期ღღ◈，一个行业的波峰可填平另一行业的波谷ღღ◈。然而韩国财阀的多元化是在政府的强干预下进行的ღღ◈，市场机制严重扭曲ღღ◈，企业进入了既无技术优势亦无管理经验的行业ღღ◈，为日后的失败埋下伏笔ღღ◈。

　　除了跨行业的横向整合ღღ◈，财阀还进行了产业链上深度的纵向整合ღღ◈。每当财阀企业进入新的行业ღღ◈，往往发现那里没有支持产业发展的基础ღღ◈，既没有供应商ღღ◈，也没有可资利用的销售渠道ღღ◈，财阀不得不进口核心零部件ღღ◈，自建或收购零部件生产厂商ღღ◈，垂直后向整合供应链ღღ◈。与此相类似ღღ◈，财阀也不得不自行组建贸易公司ღღ◈，前向整合销售渠道ღღ◈。财阀创始人家族通过交叉持股ღღ◈、交叉补贴和交叉担保控制越来越多的下属企业ღღ◈，形成巨大的ღღ◈、内部关系错综复杂的商业和产业王国ღღ◈。集团内部的附属企业之间虽有交易ღღ◈，价格却由集团统一制定而非在市场竞争中产生ღღ◈，因此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市场交易ღღ◈。内部转移价格决定了每个附属企业的账面财务利润ღღ◈，同时也掩盖了企业的真实赢利能力ღღ◈。亏损企业很容易获得集团的救助ღღ◈，毕竟都是大家庭的成员ღღ◈，不能让一个兄弟掉队ღღ◈，由此滋生了集团内部的道德风险ღღ◈，研究计划经济的文献中称之为“预算软约束”ღღ◈。

　　支撑这种巨型企业集团运作的ღღ◈，毫无疑问是政府的一系列优惠政策ღღ◈，特别是低成本甚至零成本的资金ღღ◈。当财政补贴ღღ◈、低息贷款和隐形债务担保还不能满足扩张的胃口时ღღ◈，财阀开始涉足金融业ღღ◈。一九七二至一九七八年间ღღ◈，十大财阀发展或收购了十四家保险ღღ◈、信托ღღ◈、证券公司ღღ◈，八十年代入股商业银行ღღ◈，利用这些金融机构为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资金ღღ◈。在如此便利的内外部融资条件下ღღ◈，财阀理所当然地选择了债务而不是股权作为最喜爱的融资手段ღღ◈，结果是企业负债的飙升ღღ◈。一九六〇年ღღ◈，韩国制造业企业的债务—股权比率平均略高于100%ღღ◈，这意味着企业的净资产为零ღღ◈，按照西方公司的标准已属严重异常ღღ◈，到了一九七〇年ღღ◈，这一比率竟高达400%ღღ◈！此后的几十年间负债率一直在300%到400%的区间内波动ღღ◈，直至一九九七年金融危机爆发ღღ◈。

　　一九七九年朴正熙遇刺身亡ღღ◈，在日益高涨的民主化运动面前ღღ◈，韩国一九八七年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总统直选ღღ◈，以此为转折点ღღ◈，政商关系逐渐降温乃至恶化ღღ◈。财阀的应对是直接参与政治ღღ◈，一九九二年现代集团的掌门人郑周永亲自出马竞选总统ღღ◈，任职现代集团长达二十七年的李明博于二〇〇七竞选总统成功ღღ◈；财阀还试图贿赂政客以保住特权ღღ◈，一九九四年ღღ◈，几位财阀董事长公开承认向全斗焕和卢泰愚非法提供政治资金ღღ◈。

　　1987年ღღ◈，韩国举行第13届总统选举ღღ◈，图为民主正义党候选人卢泰愚竞选活动现场（来源ღღ◈：ehistory.go.kr）

　　韩国政商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或者权贵资本主义曾广受赞誉ღღ◈，政府制定发展规划和提供资源ღღ◈，大型企业集团则作为政策执行工具ღღ◈，官民一心谋发展ღღ◈，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的三十年中ღღ◈，韩国经济保持了10%以上的年平均增长率ღღ◈，位居亚洲四小龙之首ღღ◈。如果没有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ღღ◈，韩国有无可能继续“汉江奇迹”？答案是否定的ღღ◈，因为韩国模式本身就孕育着危机的种子ღღ◈，这个模式的实质是在产业政策指导下ღღ◈，由廉价信贷资金提供能量的投资扩张ღღ◈。根据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尊龙 agღღ◈，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ღღ◈，当边际收益降到零时ღღ◈，企业和经济的增长便停止了ღღ◈。

　　业务陷入停滞ღღ◈，但银行的贷款一分钱不能少ღღ◈，企业突然发现拿不出还本付息的钱ღღ◈，缺钱的原因是过去借着政策东风一味扩张ღღ◈，只求规模而赢利能力低下ღღ◈，而赢利能力低下又源于公司治理机制虚弱ღღ◈，股东无法制约经营者和管理层ღღ◈。当企业债务大面积违约时ღღ◈，银行流动性短缺ღღ◈，不能兑付储蓄者的提款和银行自己从市场上借入的信贷ღღ◈，金融危机便轰然降临了ღღ◈。

　　对于国家资本主义而言ღღ◈，更糟糕的是产业政策让收益为零的时代提前到来ღღ◈。韩国经济规划中的战略行业都是钢铁ღღ◈、电力ღღ◈、重化工ღღ◈、重型设备等资本品ღღ◈，从资本品到消费品ღღ◈，经过数不清的中间环节和中间企业ღღ◈，例如用钢铁制造机床ღღ◈，机床加工零件ღღ◈，零件再组装成汽车ღღ◈，只有当消费者买车付款时ღღ◈，资金才沿着生产链条依次反向流动到车厂ღღ◈、零件供应商和钢铁厂ღღ◈。如果汽车滞销ღღ◈，钢厂坐拥产能而收益等于零ღღ◈，只能靠借债度日ღღ◈。产业政策力度越大ღღ◈，执行越到位ღღ◈，产能和消费购买力的失衡就越严重ღღ◈。此时若不能转换增长模式ღღ◈，经济将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的水平上ღღ◈。可见中等收入陷阱既不是一个数字魔咒ღღ◈，也不纯粹是统计学的概念ღღ◈，其形成有经济学的逻辑可循ღღ◈。

　　成立于1968年的浦项制铁ღღ◈，是“汉江奇迹”时期的代表企业（来源ღღ◈：history.go.kr）

　　宏观数据显示ღღ◈，韩国城镇化率从六十年代的28%上升至九十年代的80%ღღ◈，劳动力从乡村农业到城镇工商业的重新配置基本结束ღღ◈，发展经济学称之为“刘易斯拐点”的转折到来ღღ◈，工业化以及伴随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已大致完成ღღ◈，然而债务—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惯性依旧ღღ◈。

　　九十年代初ღღ◈，在国内外的持续压力下ღღ◈，金泳三政府（一九九三至一九九八）推行私有化和放松管制的政策ღღ◈，财阀集团的融资渠道随即延伸到了海外ღღ◈，在国际市场上发行股票和债券ღღ◈，银行也可以从市场上借入短期资金ღღ◈。《危机》的作者认为ღღ◈，国际短期资金和韩国企业长期投资之间错配ღღ◈，导致了一九九七年的金融危机ღღ◈。依笔者之见ღღ◈，负债与资产的期限错配看似企业和金融操作的技术性失误ღღ◈，从根本上讲却是韩国模式单纯追求增长速度而不顾效益的一个必然结果尊龙 agღღ◈。

　　一九九七年夏季ღღ◈，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尊龙凯时人生就是博ღღ◈，ღღ◈，同年十一月蔓延至韩国ღღ◈，国际资本担心韩元贬值而大规模外逃ღღ◈，致使韩国企业资金链断裂而倒闭ღღ◈，当政府耗尽外汇储备而面临国际违约时ღღ◈，国家破产了ღღ◈。一九九七年韩国的人均GDP为1.2万美元ღღ◈，“汉江奇迹”似乎也难逃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ღღ◈。作为参照ღღ◈，同年日本和美国的人均GDP分别为3.4万和3.2万美元ღღ◈。

　　以1997年金融危机为背景的韩国电影《国家破产之日》ღღ◈，影片中ღღ◈，破产的企业在国内企业名单上被划掉（来源ღღ◈：

　　金融危机对经济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ღღ◈，一九九八年韩国的GDP萎缩5.7%ღღ◈，最大的三十家财阀中约有一半破产ღღ◈，五家最大的商业银行接受财政注资后勉强存活ღღ◈。巨额经常账户赤字ღღ◈、岌岌可危的汇率制度ღღ◈、迅速恶化的企业赢利ღღ◈，令韩国经济雪上加霜ღღ◈。由于资本外流和外汇储备枯竭ღღ◈，韩国中央银行（BOK）于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将基准利率从12％提高到近30％ღღ◈，以捍卫韩元并遏制资本外流ღღ◈，但终究无力回天ღღ◈，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申请救援ღღ◈。IMF与其他国际组织一起提供了五百五十亿美元的资金艳修少爷ღღ◈，条件是韩国必须进行全面的经济和金融重组ღღ◈。

　　第一ღღ◈，企业重组与改革ღღ◈。政府帮助尚有生存能力的私营企业恢复财务健康ღღ◈，同时关闭了那些没有希望生存下去的企业ღღ◈。五大财阀进行了业务和债务的重组ღღ◈，包括一项互换业务线来精简专业化的“大交易”计划ღღ◈。五大财阀之一的大宇宣布破产ღღ◈，打破了“大而不能倒”的陈规ღღ◈。七十三家中型财阀和公司接受了债权银行主持的重组ღღ◈，以换取核减债务和继续借贷的资格ღღ◈。经过重组与改革ღღ◈，韩国公司债务—股本比率从金融危机前的400%降至约200%ღღ◈，到二〇〇八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ღღ◈，制造业的负债率进一步降到100%左右ღღ◈，尽管仍然偏高ღღ◈，企业的债务压力已大大减轻ღღ◈。

　　制造业债务—股本比率的变化趋势（1988—2000）ღღ◈，从高到低依次为韩国ღღ◈、日本和美国的情况ღღ◈。韩国在1997年左右达到400%ღღ◈，到2000年已降至200%以下（来源ღღ◈：

　　改组后的财阀企业较之以前更为专业化了ღღ◈，它们聚焦自己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市场ღღ◈，停止了无休止的盲目扩张ღღ◈，如现代集团就主营与汽车相关的整车ღღ◈、零件ღღ◈、自动驾驶和电动车电池ღღ◈，退出了传统的建筑业和钢铁业ღღ◈。

　　为了改善公司治理机制ღღ◈，监管部门禁止了交叉担保ღღ◈，要求实施更严格的信息披露ღღ◈，强调保护少数股东的权利ღღ◈，扩大外部董事的作用ღღ◈。二〇〇〇年ღღ◈，修订《证券和交易法》ღღ◈，要求大型上市公司至少一半的董事会成员来自外部ღღ◈，并成立一个强制性审计委员会ღღ◈，其中至少三分之二的成员必须是外部董事z6com尊龙ღღ◈，ღღ◈。

　　第二ღღ◈，全面的金融改革ღღ◈。一九九八年成立金融监管委员会ღღ◈，重组金融机构ღღ◈，迅速恢复其正常运营ღღ◈。大型商业银行被合并或出售ღღ◈，杜绝“银行不会倒”和“大到不能倒”的道德风险之源ღღ◈。放宽了对国内银行所有权的严格规定ღღ◈，一九九八年两家大型银行出售给外国投资者ღღ◈，希望借此在金融部门引入贷款评估和风险管理的国际标准ღღ◈，提高银行对政府和大企业的独立性ღღ◈。新的监管确立了政府不得干预银行贷款决策的原则艳修少爷ღღ◈，并禁止财阀控股银行ღღ◈。银行重组耗费了总计104万亿韩元的财政资金ღღ◈，相当于一年GDP的18％ღღ◈。重组后银行不良贷款率从一九九九年的8.3％降至二〇〇二年的1.9％ღღ◈；资本充足率则从一九九七年的7.0%升至二〇〇五年的12.4%ღღ◈。重组计划从银行扩展到保险ღღ◈、证券和资产管理公司ღღ◈，所有金融机构都必须达到资本充足率的国际标准要求ღღ◈。

　　改革后的银行作为独立的ღღ◈、有着自身利益追求的金融企业出现在市场上ღღ◈，它们不再是执行政府产业政策的工具ღღ◈，也不再是财阀集团的提款机ღღ◈，这对于转换经济增长模式具有根本性的意义ღღ◈。政府—银行—企业三位一体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此崩塌ღღ◈，为基于市场竞争的创新驱动增长铺平了道路ღღ◈。改革使银行的业务发生了永久性的转变ღღ◈，危机前银行对企业贷款占总贷款的80%ღღ◈，改革后这一比率下降了十二个百分点ღღ◈，对家庭的贷款则从危机前的不到20%上升至二〇一五年的52%ღღ◈。企业贷款中ღღ◈，中小企业的份额增加ღღ◈，大型企业的份额下降ღღ◈。财阀集团从债务融资转向市场化的股权融资ღღ◈，提高了透明度ღღ◈，被迫接受社会上独立股东的监督ღღ◈。

　　第三ღღ◈，扩大对外开放ღღ◈。解除资本账户管制ღღ◈，为此引入了完全浮动汇率制ღღ◈。一九九八年颁布《外国投资促进法》ღღ◈，放宽了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ღღ◈。改革监管ღღ◈，允许外国人购买国内公司债券ღღ◈、政府债券和股票ღღ◈，允许外资机构参与货币市场的交易ღღ◈。韩国并没有因为危机的起因是外资流出而关上大门ღღ◈，而是以开放的心态更深地融入全球经济ღღ◈，不得不说是难能可贵的ღღ◈。这固然与金融危机后的外汇短缺有关ღღ◈，更重要的是在危机中意识到国内原有体制的弊端ღღ◈，引入外资强化企业和银行的独立性ღღ◈，硬化预算约束ღღ◈。后来的经济发展证明ღღ◈，韩国的国内市场狭小ღღ◈，创新能力有限ღღ◈，着眼全球市场和知识是颇有远见的ღღ◈。参与全球价值链一直是韩国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尊龙z6网站首页登录ღღ◈。ღღ◈。二〇〇一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ღღ◈，韩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步伐加快ღღ◈。

　　第四ღღ◈，转变政府职能ღღ◈。政府实施了放松管制改革ღღ◈，旨在将法规数量减少50%ღღ◈。一九九八年ღღ◈，在总统的领导下ღღ◈，成立了由总理和私营部门专家共同担任主席的监管改革委员会ღღ◈，并引入了监管影响分析ღღ◈。一九九八年韩国有10372项法规ღღ◈，一九九九年减少到7294项ღღ◈。金融监管被统一在独立的金融服务委员会（FSC）下ღღ◈。韩国银行（BOK）独立为专司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ღღ◈，货币政策的目标为稳定价格ღღ◈，取消了原有的产业政策贷款职能ღღ◈。精简政府部委和机构ღღ◈，对包括银行在内的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私有化艳修少爷ღღ◈，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ღღ◈。

　　韩国政府放弃了施行多年的经济计划ღღ◈，经济政策的重点转向促进市场竞争ღღ◈。独立的公平交易委员会的作用得到强化ღღ◈，其使命是遏制政府支持或默许的市场力量过度集中ღღ◈，大力削弱财阀的市场主导地位ღღ◈。该委员会禁止财阀集团企业的交叉持股和债务交叉担保ღღ◈，负责处理违反竞争法的案件如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卡特尔等ღღ◈。一九八一至一九九五年这类案件平均每年有20起ღღ◈，平均每年罚款9.5亿韩元ღღ◈；二〇一六至二〇一九年ღღ◈，猛增至285起和6430亿韩元ღღ◈。

　　经过一系列深刻的改革ღღ◈，韩国经济实现了V型复苏ღღ◈，GDP增长从一九九八年的-5.7%反弹至一九九九年的10.7%ღღ◈。也正是由于这一系列的改革ღღ◈，韩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从投资驱动切换到创新提效ღღ◈，从资本积累转向知识积累和技术积累ღღ◈，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ღღ◈，为日后的持续增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ღღ◈。二〇二四年ღღ◈，韩国人均GDP初步统计为3.6万美元ღღ◈，超过日本的3.3万ღღ◈，当然ღღ◈，离美国的8.3万美元尚有较大的差距ღღ◈。值得一提的是ღღ◈，二〇〇八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ღღ◈，韩国遭遇突然的大规模资本外流ღღ◈，二〇〇八年十月撤出的外资净额为255亿美元ღღ◈，相当于年度GDP的3％以上ღღ◈，远超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危机高峰期的资本流出量ღღ◈，国际贸易受到的冲击也大得多ღღ◈，然而并没有大型企业集团和银行倒闭ღღ◈，经济和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ღღ◈。官方外汇储备增至2500亿美元以上（超过GDP的四分之一）ღღ◈，是一九九七年外汇储备的八倍多ღღ◈。

　　作者认为ღღ◈，韩国之所以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与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密切相关——一九八六年总统的民主选举以及一九九七至一九九八年的亚洲金融危机ღღ◈，它们从根本上改变了官僚和大企业联盟的政治经济格局ღღ◈，开辟了民众广泛参与的渠道ღღ◈，涌现出新的利益群体ღღ◈，形成了多元利益相互制衡以及政府系统内的制衡ღღ◈。在野党和立法机构创造了政治竞争和对行政部门的司法约束ღღ◈，而媒体和民间社会的监督有助于打击腐败ღღ◈，营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ღღ◈。通过将权力分散到多个政府机构和独立的监督ღღ◈、审计机构ღღ◈，加强了政府内部的横向问责制ღღ◈，降低了被利益集团游说和收买的可能性ღღ◈。在民间力量的推动下ღღ◈，立法机构于二〇〇一年颁布了《反腐败法》ღღ◈，二〇一六年《反贿赂和贪污法》生效ღღ◈。

　　改革转变了经济发展的模式ღღ◈，在微观层面上也改变了企业的经营模式ღღ◈。三星集团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已从廉价代工厂转向技术驱动ღღ◈，仍深受负债扩张之害ღღ◈，业务过于庞杂ღღ◈，财务结构脆弱ღღ◈。一九九七年的金融危机使三星面临严重的财务困难ღღ◈，部分子公司濒临破产ღღ◈，此时政府却表示不会像过去那样给予救助ღღ◈。集团主席李健熙以壮士断腕的魄力要求所有部门削减成本ღღ◈，提高效率ღღ◈，否则直接撤销ღღ◈。三星裁员近30%（约五万人）ღღ◈，关闭或出售了汽车ღღ◈、军工等非核心业务ღღ◈，回笼资金ღღ◈，引入戴尔ღღ◈、IBM等外资合作者ღღ◈，改善财务状况ღღ◈，将负债率从危机前的300%降至二〇〇〇年的85%ღღ◈。在应急的同时ღღ◈，三星决定聚焦核心产业ღღ◈，集中资源发展半导体ღღ◈、手机ღღ◈、显示屏等高技术含量ღღ◈、高利润业务ღღ◈，逆势增加半导体和液晶面板的投资ღღ◈。二十一世纪初ღღ◈，集团的业务全面复苏ღღ◈，成为内存芯片ღღ◈、OLED显示屏的全球市场领导者ღღ◈。二〇一〇年三星发布Galaxy手机ღღ◈，强有力地动摇了苹果的绝对霸主地位ღღ◈。金融危机是三星转型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科技企业的关键阶段ღღ◈，它的劫后重生印证了ღღ◈：企业家的创新力用在政府关系上还是技术与市场上ღღ◈，决定性的因素是制度ღღ◈。

　　1997年11月26日ღღ◈，韩国广播公司电视台（KBS）报道了三星将组织规模缩小30%的决策（来源ღღ◈：kr）

　　开放的市场和公平的准入机会鼓励了民众创办企业ღღ◈，一项对小型企业的全国调查显示ღღ◈，二〇一三年主动创业者不到20%ღღ◈，大多数人是因为没有其他机会才不得不创业尊龙 agღღ◈，二〇一八至二〇二〇年间ღღ◈，主动创业的比率增加到80%以上ღღ◈。政府从二十一世纪初开始以采购为政策工具ღღ◈，引导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研发产品的商业化ღღ◈，通过创新认证即予以奖励ღღ◈，并为它们提供贷款ღღ◈。二〇一九年ღღ◈，中小企业占政府采购的77%ღღ◈。针对中小企业高端管理人才缺乏的问题尊龙 agღღ◈，政府从向中小企业发放支付商业咨询的代金券ღღ◈，实施咨询师的培训计划以及确立职业道德和专业能力的评估系统ღღ◈，到建立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咨询师行业ღღ◈，可谓使尽浑身解数ღღ◈。政府从与财阀联盟转向支持中小企业ღღ◈，诚然与一九九七年金融危机的教训有关ღღ◈，也是考虑到民主化转型之后ღღ◈，数量众多的小企业已是政客们不能忽视的一大票仓ღღ◈。

　　认识到创新对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性ღღ◈，政府二〇〇五年成立了韩国风险投资公司（KVIC）ღღ◈，作为母基金投资民间的私人风险基金（VC）ღღ◈，间接为创新项目融资ღღ◈。财政资金投入高风险的新技术是否可取ღღ◈，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看法ღღ◈，好在政府并未越俎代庖ღღ◈，KVIC仅占全社会风投资金的六分之一且只做间接投资ღღ◈，民营的VC提供了大部分风险资金ღღ◈。韩国的风险投资额从二〇一〇年占GDP的0.05%增长到二〇二一年的0.26%ღღ◈，显著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值尊龙 agღღ◈，远超日本的不足0.1%ღღ◈。为了包容创新ღღ◈，韩国采取“先允许后监管”的方式ღღ◈，如果不存在相关法规或法规含糊不清ღღ◈，监管机构暂时授予业务许可证ღღ◈，并免除相关监管要求ღღ◈，这个做法国际上称为“监管沙盘”ღღ◈。截至二〇二一年一月ღღ◈，监管沙盘处理了四百一十种产品和服务ღღ◈，其中能源ღღ◈、物联网ღღ◈、生物技术和大数据领域的数量居多ღღ◈。

　　自二〇一三年以来ღღ◈，韩国的研发开支已超过GDP的4%ღღ◈，并在二〇二〇年达到GDP的4.8%ღღ◈，远高于OECD国家的2.9%和欧盟平均的2.0%ღღ◈，仅次于以色列而位居世界第二ღღ◈。企业是研发的主体ღღ◈，其研发支出是政府的三倍多ღღ◈，企业研发中心的数量从一九八一年的46个增加到一九九九年的1840个ღღ◈，二〇二〇年则高达42155个ღღ◈，研发中心的功能从吸收外国技术转变为开发新产品和服务ღღ◈。企业的研发支出中ღღ◈，财阀仍占大部分ღღ◈，但其比重已从一九九五年的89%降至二〇一九年的62%尊龙 agღღ◈，风险投资公司作为研发的重要投资者ღღ◈，其崛起是韩国的一大成功ღღ◈。二〇二〇年仅三星一家在研发上就花费了近160亿美元ღღ◈，排在谷歌母公司Alphabetღღ◈、华为和微软之后ღღ◈。

　　韩国经济转型的成功在于国家资本主义蜕变为市场资本主义ღღ◈，这并不意味着政府角色的淡化ღღ◈，而是强调政府的转型ღღ◈，从计划到监管ღღ◈，从下场操作到为企业赋能ღღ◈，从财务资本的积累到人力资本的培养等ღღ◈。限于篇幅无法一一在这里介绍ღღ◈，有兴趣的读者可做进一步的阅读ღღ◈。